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其思想理论之造诣。孔子一方面打破了三代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倡导私人讲学之风，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受教育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又在教学实践中成功地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成为私人教育的楷模，“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孔子不同，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的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其生活年代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他们被后世并称为东方的两位圣人。释迦牟尼虽非专门从事教育，但在长期的传教生涯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人、培养人，他说法四十九年(一说四十五年)。苦口婆心，成就卓著。因此，有人以为“与其称释迦牟尼佛为　宗教家，不如称他为教育家，来得更为恰当”。所以，若将两位圣人的教育思想作一番比较分析，不但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也不无启迪作用。

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本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大权旁落，不再能有效地控制诸侯列国，大国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来，在诸侯国内部，权力进一步下移至世卿大夫，复又至于“陪臣执国命，”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象。在此形势之下，作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孔子。向往三代(特别是周代)时的盛世，是很自然的，他对周朝的典章制度极为倾慕，尝一再由衷地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立志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他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再三碰壁，有“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却依然锲而不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积极救世的精神，一直成为后代儒家信奉的金科玉律。（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